原标题:与时俱进深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检察实践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强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领导人民依法惩治犯罪、有效预防犯罪、开展犯罪治理的重要刑事政策。为适应“十五五”时期平安建设、法治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第十六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对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检察机关全过程参与、全流程监督刑事诉讼,既是刑事政策的执行者,也是保障刑事政策落实的监督者,须因应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需要、人民群众法治需求、犯罪治理形势的深刻变化,全面强化刑事检察基本职能,与时俱进深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检察实践,全力维护高水平安全、促进高效能治理,以高质效检察履职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在全过程参与刑事诉讼中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准落地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诉讼职能既是检察机关最基本的刑事检察职能,也是检察工作体现宽严相济、确保宽严适度的重要制度载体。检察机关须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在做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有机统一中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把好审查逮捕关,坚持保障诉讼与保障人权并重。逮捕制度对于在诉讼前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逮捕制度历经七十余年实践探索和多次立法变迁,形成检察机关负责审查逮捕、决定审前羁押这一具有历史传统、符合宪法定位、富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检察机关应坚持保障诉讼与保障人权并重,依法准确适用逮捕的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社会危险性条件。对罪行严重、人身危险性大,或有串供、毁灭证据、妨害作证等妨害诉讼可能的,依法坚决批捕;对不符合逮捕条件、没有逮捕必要的,依法不批捕。实践中,司法审查走过场、“三个法定条件”综合把握不够、捕诉内部制约弱化、羁押必要性实质化审查不深等问题削弱了审查逮捕质效,影响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成效。应完善高质效审查逮捕的法律制度体系,强化亲历性审查,推动审查方式实质化转型;完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配套保障机制,用好电子监控等科技手段,扩大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范围;完善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标准,推进数字模型应用,着重加强对社会危险性的系统性、综合性审查分析,防止和克服审查中的主观随意性。
把严定罪关,守住入罪与出罪边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首先是定罪政策,深刻影响犯罪圈划定。检察机关应深入践行“三个善于”,坚持实质审查,准确把握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犯罪以及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嫌疑人,坚决依法追诉、从严处理,防止降格处理、以罚代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法不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不起诉,防止“拔高凑数”、不当入罪。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严把入罪门槛,准确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和第37条规定,严格把握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条件;对部分入罪标准模糊的轻微犯罪,细化相关规范,明确立案标准和罪与非罪的界限。坚持实质解释,畅通出罪渠道,准确适用监督撤案与不起诉制度,发挥司法过滤和出罪功能。同时,“宽中有严”不可偏废,轻微犯罪也是“罪”,不能一味强调出罪或轻缓化,而要确保不偏不倚、不枉不纵。
把准量刑建议关,实现从宽与从严罪刑均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事诉讼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础性制度,体现了犯罪治理“中国方案”的显著优势。是否从宽、如何从严直接体现在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上。应完善量刑情节体系,细化、完善各类罪名量刑情节标准。犯罪动机、目的、对象、手段、时间、地点,行为人一贯表现、事后态度、初犯偶犯等,往往影响社会危险性判断,有时较为抽象,需要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保宽严均衡、罪刑适当。应规范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与法院量刑裁判的关系,既坚持检察机关依据相关法律规范提出量刑建议,又支持法院依法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合法性和量刑建议的恰当性,包括审查量刑建议是否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否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
优化程序分流关,兼顾诉讼效率与程序正义。程序维度的宽严相济主要体现为繁简分流与权利保障相统一。对于轻微刑事案件,依法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加快流转、减少讼累,体现“宽”与“快”;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坚持精细化办理,保障辩护律师执业权利,充分听取辩护意见,彰显“严”与“慎”。程序分流不是程序减配,而是科学配置司法资源,让“可宽”的案件走得快、“当严”的案件审得准。在程序分流上,一方面,完善配套制度,明确和细化普通程序与速裁程序、简易程序转换机制;另一方面,构建更加完善的证据规则,优化证据开示、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等制度,健全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同时,依法准确规范适用不同种类不起诉,完善不起诉制度体系,推动形成梯次递进、协调统一、分层追诉的犯罪过滤体系。
在全流程监督刑事诉讼中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面准确贯彻
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立身之本,也是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保障。如果侦查、审判、执行等环节出现偏差,政策整体效果就会被削弱。应当依托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和行刑双向衔接等,及时纠偏正向,确保宽严尺度在全流程保持统一。
强化侦查监督,纠正侦查环节宽严偏差。侦查是刑事诉讼的起点,侦查质量直接决定宽严相济底色。检察机关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强化对立案和侦查活动全流程监督。在“严”的方面,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漏捕漏诉的严重犯罪,依法监督立案、追加逮捕和追加起诉。在“宽”的方面,重点监督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以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等情形,既防止侦查权扩张滥用,也保障无罪或轻微违法者免受不当刑事追究。
强化审判监督,校正裁判环节宽严失衡。审判是定罪量刑的最终环节,审判监督是维护宽严相济底线的最后一道防线。应依法履行刑事抗诉职能,对重罪轻判、有罪判无罪,特别是严重犯罪量刑畸轻的,坚决抗诉,彰显“当严则严”;对轻罪重判、无罪判有罪的,依法抗诉,保障“当宽则宽”。抗诉结构中有罪改判无罪与无罪改判有罪并存,说明审判监督是对宽严偏离的双向校正。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法院无正当理由不采纳检察机关依法提出的量刑建议,导致裁判明显不当的,检察机关同样应当通过抗诉进行纠正,维护刑事政策的稳定预期。
强化执行监督,防止执行环节宽严失效。刑罚执行和监管执法活动监督直接关系刑事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执行监督中,应紧盯“严”的落实,严防因执行不规范消解刑罚震慑力,影响刑事司法公正的最终实现;同时体现“宽”的关怀,对适用缓刑、管制的轻微犯罪人员,监督社区矫正机构依法履职,避免机械执行过度干预正常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加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监督,强化实质化审查,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提出纠正意见,既防止“纸面服刑”“提钱出狱”,又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依法监督“减假暂”规范适用。依法开展刑罚交付执行监督,深入开展“判实未执”专项清理,推动解决应收监未收监等问题。聚焦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等重点领域强化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监督,既有力推动“打财断血”,又有效防止刑罚效果和被害人权益保护因涉财执行不到位而打折扣。
强化行刑衔接,防止责任追究宽严断档。犯罪现象有其客观规律,只有综合运用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在内的各种治理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减少犯罪发生、降低犯罪危害。我国系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相结合的二元制裁体系,这一制裁体系中罪与非罪的判定直接受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影响。目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存在案件移送标准不够明确、移送程序不够规范、法律适用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不刑不罚”“双重处罚”等现象出现。解决行刑衔接中宽严失序问题,需要在坚持二元制裁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努力实现行刑有序衔接。正向衔接方面,明确移送标准,细化移送程序,完善行政执法证据转化适用的规定,健全强制措施衔接机制。反向衔接方面,推动完善反向衔接案件移送标准、移送程序,健全对检察意见落实情况的跟踪督促、跟进监督机制,有效防止责任追究宽严皆误。
在全方位促进犯罪治理中释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综合效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有利于减少社会对抗、增进社会和谐,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检察机关应把司法办案作为防范化解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根本之举,同时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将治罪与治理并重贯穿检察工作始终。
强化综合策略,拓展宽严相济治理深度。以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目标,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既要抓末端、治已病,也要抓前端、治未病。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高发犯罪、突出犯罪专项打击,强化专项治理;推动完善犯罪治理“中国方案”,强化系统治理;运用多元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构建执法司法机关、基层组织、社会群众等多方参与的犯罪治理协作机制,强化综合治理;用好检察建议,透过案件析原因、由点到面抓类案、数字赋能拓监督、堵漏建制强机制,强化源头治理。
加强被害人权益保障,传递司法温度。在刑事领域,在被害人权益保障方面仍存在听取意见不够、隐私保护不够、防止“二次侵害”不够、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判决履行率和执行率较低等问题。应创新工作机制,依法保障被害人知情权,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心理辅导服务和社会救济,扎实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探索多方参与的救助格局与多元化救助模式,更加有效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坚持法理情有机统一,凝聚社会共识。刑事政策不是冷冰冰的条文。法律规范体现着时代背景,承载着法治精神、立法目的,其准确适用离不开动态、全面的把握。应加强释法说理,关注当事人真实利益诉求,不仅要依法说理,还要把法律规范放在宽严相济语境下阐释,依托刑事政策进行价值衡量与经验判断,综合考量法理情因素,合理引导救济路径,提示诉讼风险,让当事人既解“法结”又解“心结”,不断提升法律认同、社会认同和情理认同,通过天理、国法、人情有机融通,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作者为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