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循实证以明是非

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时任湖南提点刑狱使的宋慈将断案检验的经验凝于笔端，著成《洗冤集录》五卷。这部著作开世界法医学先河，被后世历代司法官奉为圭臬，其精神内核便是宋慈一以贯之的“重证据实”观，强调“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

古代司法实践普遍存在重口供、轻检验的积弊。不少官员坐堂问案，仅凭堂上口供定夺生死，甚至动辄刑讯逼供，冤狱时有发生。对此，宋慈主张“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他强调“狱贵初情”，要求司法官凡遇命案，务必亲临现场勘查，“不可避臭秽”，更不能仅凭下属禀报便妄下判断。在他看来，初次勘查所见是厘清案件真相最为珍贵的初始信息。他强调断案“须是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通过不同渠道的相互印证，最大限度接近客观事实。这种摒弃主观臆断、立足现场实证的办案理念，在口供至上的古代司法环境中，尤为难能可贵。

宋慈办案注重实证，认为“凡检验，不可凭旧日文书以为依据”“须是躬亲检验，审视详明”。他将常见致命原因归纳为刀刃杀伤、他物殴击、拳手殴击、自缢、投水、病患等数类，却不拘泥成法，要求检验者对每处伤痕的形态、深浅、成因做细致入微的观察辨析，通过伤痕特征反推案件经过。他总结出诸多兼具实用性与巧思的检验方法，如在阳光下用红油伞覆盖尸骨，借助滤光效应显现骨上的隐蔽伤痕；又如通过滴骨验亲的方式尝试辨识身份。以今日的眼光看，这些方法虽有时代局限，却展现了朴素的科学实证精神，是古代司法者借助技术手段探寻真相的可贵尝试。

宋慈深知冤狱之害，故而反复强调“每念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为避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他要求检验官务必“审之又审”，对任何微小疑点都要“反复参验”“不敢萌一毫慢易心”。对于刑讯逼供，宋慈深恶痛绝，认为“证以刑取，其词必谬”。他强调“重勘复检”的重要性，通过多重检验环节相互制衡，防范检验失误与主观偏私。这种审慎求实的态度、对刑讯的批判、对程序制衡的重视，不仅为后世防范冤假错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诫勉，更蕴含着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朴素的程序正义意识，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精神财富。

斗转星移，现代司法的制度体系、技术手段早已远胜古代，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内核从未改变。宋慈的“重证据实”思想，与当代法治秉持的证据裁判原则相契合，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源自历史深处的精神滋养。

传承宋慈的司法智慧，首先便要传承其“不敢萌一毫慢易心”的审慎态度，慎重对待手中的每一起案件、每一份证据，将公平正义镌刻于每一个司法细节。其次是传承其“躬亲检验”的实证精神，坚持亲历性原则，对关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应尽可能亲自复核或讯（询）问，对物证、书证、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务必细致查验核对原物原件。通过实质化审查辨析证据的真伪与证明力，对证据链条中的矛盾与疑点一查到底，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切实做到“狱贵初情”，确保案件根基牢固。

与此同时，当代司法也在传承中不断发展，用现代科技为“重证据实”赋予新的内涵。宋慈当年以红油伞验骨的巧思，如今已演进为更为精密的法医鉴定、微量物证分析、电子数据取证等技术手段。在司法实践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证据筛查与分析，大大提升了发现、固定、审查、运用客观证据的精确度与效率。

“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传承这份宝贵的法治遗产，便要汲取其中穿透时空的理性力量：避免主观臆断，坚守客观公正立场；避免片面取证，构建完整、合法、有效的证据链条；避免草率定案，坚持疑点必查；反对唯口供论，构建以客观证据为核心的审查模式。当传统司法智慧与现代法治理念相融相生，宋慈的洗冤初心，终将在新时代的法治进程中持续焕发恒久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检察院、邵武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