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牧爱堂编》所见中华法系的基层司法智慧

□ 惠春安

图为清代刻本《牧爱堂编》（部分）。 山西大学图书馆提供

中华法系绵延千载，深深扎根于乡土社会，契合传统人伦秩序，形成了融通天理、恪守国法、体恤人情的治理范式。州县衙门居于传统治理体系末梢，担负着将这套治理范式付诸乡土实践的重任。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山西交城人，我年少时经常听外公讲赵吉士的故事。关于这位康熙年间交城知县治山安民、断案理讼的事迹，当时只觉得故事精彩，并没有深入思索。后来读到郝平教授整理点校的《牧爱堂编》，才发现那些口耳相传的旧事，其实都收录在这部判牍文书汇编之中。如今以法律人的视角重新品读，三百多年前的一桩桩审断往事清晰浮现，少时听闻的传奇故事背后所蕴藏的制度逻辑，也渐渐在我脑中明晰。

行牧爱之道，固理政之基

赵吉士（1628年—1706年），字天羽，安徽休宁人，寄籍杭州，顺治八年（1651年）中举，康熙七年（1668年）出任山西交城知县。彼时交城历经明末战火洗礼，山河残破、民生凋敝，县域山岭辽阔、盗寇盘踞，地方治理积弊深重、百废待兴。在五年任期中，赵吉士整饬城防、疏浚河渠、均平徭役、劝课农桑，全力平息动乱、安抚百姓，推动地方恢复生机。凭借卓著政绩，其事迹载入《清史稿·循吏传》。理政之余，他留心整理公牍文案，将任内的公文、判词、告示等内容汇编为《牧爱堂编》，为后人研究传统县域治理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牧爱堂编》之名，取自交城县衙正堂匾额“牧爱堂”。这块匾在明清州县衙署中较为常见，源头可以追溯至南宋时期。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出任福建同安主簿，到任后将衙内厅堂名称从“佑贤堂”改为“牧爱堂”，寄寓牧民爱民之意。明天顺四年（1460年），余子俊出任西安知府，取朱熹“牧爱堂”原迹摹刻上石，立于府衙，以此传示四方官吏，共勉牧爱之责。此后各地官署纷纷仿效，以“牧爱”名其正堂。“牧爱”从此成为明清州县官的治政箴言，“牧”即治理百姓要顺应民情、保障生息，“爱”即心里装着百姓、护佑他们的福祉。赵吉士以“牧爱”命名文集，正是对这一儒家仁政传统的自觉赓续。

身处残局乱世、民困讼繁的治理环境，赵吉士始终秉持审慎爱民的理政原则。他在《牧爱堂编》中写下了自己审断案件的初心：“余每讯鞫公庭，露布其罪，面与披读，令各首肯而去。讫威讫富，两无用也。”在他看来，审理案件不必凭借官势施压，亦无需依靠财物笼络，只求查清事实、公正裁断，使各方当事人心悦诚服。他还确立了两条履职准则：一是“务研精周密，尽得其情”，二是“若地方利病，必畅所欲言而无忌讳”。前者以极致审慎杜绝冤错，后者以坦荡担当直面民生疾苦。二者互为表里，最终统一于安民固本的治政初心之上，构筑起中华法系基层治理的根本立足点。

秉慎狱之心，明裁断之度

传统断狱以审慎核实案情为第一要义，要求不轻信一纸诉状，务求还原事实、防范冤狱。赵吉士的裁判实践，以法、理、情三者辩证共生，构成依法、循理、顺情的裁判逻辑。

“逆子杀母”案是其中典范。乡民孙选之妻李氏不谙家事，侍奉婆母多有疏漏，孙选既不能约束妻子，自身也疏于尽孝，老母亲因此积怨日久，一怒之下告上公堂，控诉儿子“逆子杀母”。依《大清律例》，子孙殴祖父母、父母，即属“恶逆”重罪，按律“皆斩”，不分伤势轻重，一旦动手即治罪。

但赵吉士深知，百姓情急告状，言语间多有夸大，不可仅凭一纸诉状定案。赵吉士多方核验取证，根据宗族百余人联名具保，证明母子相依二十余载，儿子孙选并无悖逆恶行。他又于堂上细察情态，先拟对儿媳用刑，老母亲神色淡然；待到其子即将受杖，老母面色骤变，目含凄恻，不忍直视。细微之间，骨肉亲情昭然可辨。所谓“逆子杀母”，不过是老母亲盛怒之下的一时过激之语。

厘清事实后，赵吉士作出判决：重打孙选三十大板，责令他好好奉养母亲，以后再犯绝不轻饶。法不枉断，理无不通，情无不尽。从按律当斩到训诫惩戒，其中的差别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在法理与人情之间的审慎权衡。

循礼义之规，息乡闾之争

州县日常处理的，多是田宅权属、宗族亲缘、邻里纠葛等民间细故。这类纷争无关重刑，却关系着基层秩序。处理之道在于依循情理、化解矛盾，让争端平息于乡闾之间。

顺治十六年（1659年），乡民李之白的弟弟把一块宅基地抵给了族兄李侍御。此地与孔家住宅紧邻，李侍御自己用不上，便视之为弃物，因与孔家是世交，就把契据交由孔绅代管，并未收取分毫价银。康熙九年（1670年）孔绅去世，他的儿子孔斯立接管了这块地。李之白想要赎回祖业，孔家不肯让步，两家人为此缠讼多年。赵吉士反复权衡后裁断：孔绅虽有契据，但未付过银钱，严格而言这不是买卖，而是寄托代管；李之白作为本族人，想收回祖业自有道理。赵吉士于是折中处理：若孔斯立继承父业，则按契据上的价格付给李之白一半银子；若李之白执意收回，则按契据上的价格退给孔家一半银子。此外，还约定以后盖房子时要留出通行的巷道，从根源上防范矛盾纠纷。由此，既维护了契约的效力，又顾及了乡闾人情，体现了赵吉士平衡法理与情理的智慧。

“霸妻霸子”案亦展现了这种处理智慧。顺治五年（1648年），马成禹霸占段希才的妻儿。二十年里，段希才之子段小达在马家长大成人。段希才去世后留下四石五斗粮税无人承担，需要全里百姓替他缴纳。此外，段家还有一位老母寄居在女婿家中，需要有人赡养送终。族人张时兴等遂以“霸妻霸子”控于公堂。赵吉士判令段小达归宗复姓，改名为段复宗，承继段希才遗粮遗地，办纳粮差，赡养祖母郝氏；念及马成禹“近充练总，修堡有功，且能改行从善”，遂既往不咎。一纸判词，既以国法厘清宗法，又以人情宽宥旧过，二十年的积怨就此了结。

施教化之策，淳里巷之风

审案断狱之外，赵吉士更注重通过整饬吏治、净化民风来涵养一方风气。他主政交城五年，礼法并行、惩恶扬善，着力引导百姓向善。

面对伤风败俗的行为，赵吉士向来执法严苛。乡民游氏行为不端，引得多人为她争风吃醋、寻衅滋事，致使乡里不得安宁。赵吉士依法惩戒了所有涉案人员，还给游氏戴上枷锁在四门示众，以此教化百姓、涵养民风。

更可贵的是，他还推行教化式惩戒。在“欺法和奸”案中，樊洛仗着家财颇丰，趁曹好外出做工潜入其家，意图对曹好之妻郭氏行不轨，不料被曹好之兄曹洪当场撞破。依《大清律例》，“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樊洛犯有夫和奸之罪，按律本应杖九十。赵吉士判其重责三十板，复另加罚，令樊洛于离相寺沿河栽柳百株，以代重刑，以此“使往来游息者，知满日长条，各有青青故主，不得妄希攀折也”。柳树有主，他人不可妄折；人亦有主，邪念不可妄生。惩戒重在纠正过失，教化旨在启迪本心。河畔垂柳，不仅督促涉案之人悔过自省，亦向往来乡民无声昭示礼法边界。

除此之外，赵吉士还依托乡约宣讲伦常道德，结合具体案例解释法理，最终达到了“善者益趋于善，恶者化而为善”的效果。这一系列举措净化了地方风气，真正实现了教化百姓的目标。

修高洁之德，持法度之平

传统州县官身兼行政、司法与教化之责，既是地方治理的执行者，也是乡土伦理的示范者。在传统中国的权力结构中，州县官处于最贴近百姓的位置，被称为“亲民之官”。百姓对朝廷法度的感知，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州县官的观察。治理与教化密不可分，一县治乱，系于主官自身品行。慎刑裁断、礼义调处、教化涵养，均有赖官吏落地；法度能否公允施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官德行。对州县官吏而言，修身并非单纯的个人私德，而是司法持平的前提。唯有自身持正，方能在纷繁讼案中守住公道，在人情与律法之间寻得平衡。

赵吉士在交城理政，以公心断狱、以德政化民，《清史稿》将其列入循吏列传，正是对他修德持法治绩的肯定。正史为循吏立传的体例，肇始于《史记·循吏列传》，此后历代相沿。司马迁有言：“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循吏之“循”，不在严刑立威，也不在文书办结，而在奉法循理、以德化民。酷吏以刑威立制，俗吏唯文书簿册应付公事，循吏则以自身操守守住法度持平的底线。

史家为循吏立传，并非简单记录人物事迹，其背后植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对人与法度关系的深层思考。古人深知徒法不足以自行，律条终究要依靠人去实施，德与法必须相辅相成。循吏传统的核心，便在于以官德弥补律令在具体案件中的局限，依靠主事者的操守保障制度良性运转。赵吉士在交城的实践正是这一传统的生动体现。他能断案公允，靠的不是对律条的机械记诵，而是根植于心的恤民之念与立身之德。这种以德持法的治理方式，与单纯依赖严刑峻法形成鲜明对照，展现了传统中国基层治理的独特智慧。

《牧爱堂编》所录判牍，是赵吉士在交城躬身理讼的真实记录，也是中华法系基层司法运作的鲜活样本。透过这些文字，可以真切感受到，中华法系之所以能在乡土社会中绵延不息，不在于律条的严密，而在于裁判者对人心的体察、对天理的敬畏。探寻中华法系，不能仅停留于纸面律令条文，更要走进乡土司法场景。这些判牍承载的治理智慧，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实践图景，也为今天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带来了深刻启迪。

（作者单位：山西法治文化建设研究会）（惠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