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时代公诉工作的转型与升级

近代检察制度诞生于法国，其基本职能是代表国家追诉犯罪，实现控审分离，公诉权因而被视为检察权的“起点”或“原点”。在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配合制约的权力结构中，公诉权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拥有主体地位的支点。公诉职能是检察职能中最基础、最具本质属性的部分。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格局中，刑事检察仍是检察工作的“基本盘”，而公诉则是刑事检察的核心或枢纽，在刑事诉讼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出庭支持公诉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指控犯罪的主战场，是刑事检察的“看家本领”和核心标志性职能。这决定了“公诉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新时代检察改革对公诉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公诉权的权能扩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使得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实际影响力达到历史高点。传统公诉的正当性来自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公诉人在中立法官面前，与辩方对等地展开调查、辩论活动，由法庭作出裁判；而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大量案件的实体结果在审前形成，检察机关成为事实上的分流中枢和终局处理者之一。不起诉制度、量刑建议制度、认罪认罚协商机制等，赋予了检察机关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第二，公诉权的形态变淡。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之后，具有标识性的、专门的公诉机构不复存在，捕诉分立走向捕诉一体。公诉权的形态从“单一指控”走向“复合职能”，除了指控犯罪之外，又叠加了分流、监督、治理、修复等职能，而且刑事指控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除了定罪指控之外，增加了量刑指控、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指控、涉案财物处置指控等形态。第三，检察机关的责任变重。检察机关审前主导同时意味着责任的位移，过去可以说刑事案件由法院裁判，现在检察机关必须自己给出经得起检验的答案。检察机关审前案件分流的质量直接决定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被落实还是被架空。

上述变化对公诉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一，公诉权扩张的同时需要加强约束机制建设。检察裁量权大多在不公开场合行使，权力的正当行使主要依靠内部规范和自我克制，为此需要形成成熟稳定的约束机制。其二，捕诉一体用“效率和责任统一”换取了“部门相互制约”，需要相应地加强替代性制约机制建设。其三，公诉人责任变重下需要正视公诉人出庭能力退化问题。公诉人日常处理的大多是轻罪案件的流水线作业，出庭更接近程序性宣读公诉书，而非能力较量，庭审空心化导致公诉人出庭能力退化；与此同时，剩下的少数案件处理难度却在飙升，如新型疑难案件、重大复杂案件，加上辩护律师专业化水平和论辩能力提升、“大众评审团”围观等，对公诉人的出庭能力提出了挑战。

当前公诉工作面临一系列的转型，其中包括：在案件结构上，从“重罪主导”到“轻罪案件为主”；在诉讼模式上，从“对抗型”到“合意型”；在权力运行上，从“程序中转”到“实质决定”；在证明重心上，从“定罪中心”到“定罪量刑并重”；在技术形态上，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转型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在检察机关审前主导的格局下，检察机关能否守得住客观公正义务；检察机关作出的案件处理决定，是否经得起法定证明标准的检验；在追求效率的环境中，检察官的“看家本领”能否不被磨蚀。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新挑战，需要加强和改进公诉工作，以确保公诉工作从转型迈向升级。具体而言，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做实做深审查起诉，守住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的生命线。对于认罪认罚案件同样要独立进行证据审查，不得以具结书替代实质审查；改变“退回补侦一退了之”的做法，对关键证据主动核实、主动取证；证据不足坚决不起诉，把好防范冤错案件的闸门。二是提高出庭公诉能力，形成常态化训练机制。公诉能力的提高方式要从“日常锻炼”走向“专门培育”，包括速裁、简易程序案件和疑难复杂、普通程序案件分类施策；聚焦示证质证的精准性，加强对薄弱环节的重点训练；强化临场应变训练；通过“办理一案、带动一片”放大辐射效应；以老带新，防止专业技能断代等。三是加强裁量权的程序约束，防范权力滥用风险。把权利保障嵌入办案流程，夯实程序正当性基础，如办理认罪认罚案件，认真听取律师意见，不采纳的说明理由；保障被害人权益，做实听取意见、促成和解谅解、司法救助等。完善制约机制，防止捕诉一体的负面效应，如强化案件管理；推广公开听证、公开审查；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等。四是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确保量刑公正。如健全常见罪名量刑指引与数据库；规范量刑协商程序，做到告知充分、沟通留痕；理性对待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与被告人上诉等。五是发挥数字检察赋能效应。如建设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实现证据校验、类案比对、量刑建议辅助生成；构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从海量案件数据中发现监督线索；用科技赋能庭审示证，如采用多媒体示证，使证据体系可视化。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