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致敬那些在困境中依然选择坚守的人

□ 汪少鹏

观看《重器》的过程，于我而言，不只是一次法治作品审美体验，更是一场对自我职业生涯的系统性回溯。四十余年光阴流转，中国刑事法治经历了波澜壮阔又跌宕起伏的变迁，我的职业轨迹恰与这段历史高度重合。写下这篇文字，既是为一部优秀的电视剧留下观感，更是为自己与这段法治进程紧密交织的生命历程做一份注脚。

《重器》以罕见的客观和格局，将刑事辩护制度置于法治转型的历史纵深处加以审视，让长期在法治题材影视表达中缺位、失真的刑事辩护律师职业群体，首次获得了有血有肉、有历史纵深感的正面描述。因此，它不是一部单纯地讲述刑事辩护律师故事的职业剧，而是一部以辩护权为观察坐标、审视中国法治如何从荒芜走向生长的制度正剧。

《重器》的厚重感，来源于大量取材于刑事司法史上的真实案例。全剧前后穿插了11起刑事案件，每一起案件都如同一面棱镜，从不同侧面折射出特定时代的司法困局。

整部剧最让我感同身受的是李乡案。乡村教师乔至良与魏三妹自愿交往，魏三妹服毒自杀，公诉机关以强奸罪起诉乔至良，舆论强烈要求判死刑。指派辩护人李乡向法庭提交情书、忏悔信，证实双方自愿关系，坚持无罪辩护。乔至良仍被判处死刑，李乡却被以泄露国家机密、包庇罪犯批捕，法律顾问处负责人洪战胜也牵连入狱。后经袁亦方出庭辩护，厘清律师履职边界，二人才得无罪释放。

这段剧情有沉重的现实底色。20世纪80年代初，律师因正常履职被刑事追诉并非孤例。彼时刑法尚未设置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但包庇、泄露国家机密等罪名可被宽泛适用。法理上，无罪辩护不能成为追责理由，但在制度保障不足的年代，这条底线极易被突破。剧中，袁亦方在法庭上的诘问，也是一代刑辩律师共同的追问：如果依法做无罪辩护就构成包庇泄密，律师制度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与周律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剧中驻平山监狱检察官郭达杰、张丽慧——他们锲而不舍、不辞劳苦地为闫继才申诉奔走。在辩护力量普遍疲弱的年代，检察系统内部同样存在秉持良知、坚守底线的司法人员，他们用行动守护着程序正义。这或许也是《重器》的一种深意：法治进步从来不是某一群体的独角戏，而是法律共同体中不同角色各尽其责、共同发力的结果。

剧中案件和其他相关情节，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当辩护律师连依法履职的基本安全都无法保障，当调查取证、无罪辩护都意味着风险，辩护制度便只剩下空洞的程序外壳。而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那些依然选择坚守的人，才更显珍贵。

回望中国法治建设四十余年历程，从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诞生，到1996年律师法重新定义律师身份，再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推进，每一次演进都不是法条的自然生长。它是几代法学研究者、刑辩律师，以及怀抱法治理想和职业良知的司法人员，以学理支撑、个案坚守、职业担当共同争取的结果。

法治建设有其自身节奏，不可能一蹴而就。既不能因进步自满，也不必因困境消沉。以耐心正视前路漫长，以信心守护法治方向，这是老法律人最该持有的态度。

（作者系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汪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