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把法条翻译成孩子能听懂的话

□ 欧阳清和

在社区里，大人叫我欧阳警官；在首南第一小学那1500余名孩子嘴里，我永远是那个被喊得拖长了尾音的“欧阳伯伯”。

说实话，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时，我愣了下。后来习惯了，反倒觉得这声“欧阳伯伯”比任何头衔都受用。因为它不是职务赋予的，而是孩子们带着笑脸、自然而然地喊出来的。

2025年5月，首南第一小学校长把那本“法治副校长”的聘书递到我手上时，我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隐隐的担忧。法治副校长——这五个字在纸上躺着很轻，落到肩上却沉得很。那晚回去我想了很久：我一个整天跟鸡毛蒜皮打交道的社区民警，站上讲台要讲什么？讲的东西孩子听得懂吗？

后来我想通了。法治副校长不是官，是个“翻译官”——把冷冰冰的法条，翻译成几岁、十几岁孩子能听懂的话；把大人眼里的“小事”，翻译成他们心里藏着的“大事”。

于是，依托“一校一警”机制，我把自己的活儿掰成了两半。一半在校内，叫“向内扎根”。我建立了“班级—年级—校级”三级信息员制度。校园欺凌不会发生在摄像头底下，它专挑没人的地方，于是，我把排查触角延伸至厕所、操场角落等监控盲区，确保隐患苗头早发现、早干预；坚持每月进校园走一趟，逐一过手、逐项销号，不留死角。另一半在校外，叫“向外延展”。我固化了一套雷打不动的日常守护节奏——每日上下学高峰时段，警务室民辅警准时出现在校门口“护学岗”上，每半月，我联合社区网格员对校园周边开展巡查整治，净化校门外那条“百米圈”。有的孩子看见我们，会远远跑过来问声好，或者击个掌。这些瞬间让我觉得，我不是立在学校门口的“安全标识”，是孩子们敢靠近的警察伯伯。

但真正让我觉得“法治”这两个字活起来的是课堂。

曾经，我上法治课最常讲的就是法律条文。直到有个孩子跑过来告诉我，“欧阳伯伯，PPT上的字我都认识，但是连起来我却有些读不懂了。”这一刻我才明白，那些法条从纸面搬到PPT上，换了个地方，对孩子们来说，仍然是一堵看不懂的墙。看着孩子们纷纷举手说出“这算不算校园欺凌”“遇到欺凌该怎么办”时，那一刻我知道，孩子们是真正明白了“玩笑”也有红线。为了让法治的根系扎得更深，我把课堂搬到了社区学校，寒暑假的“半小时课堂”至今已覆盖近百名留守儿童，法律条文以温暖的方式抵达童心。

2026年6月底，“法治小记者站”活动在我的全程推动下顺利落地，两名学生接过“法治小记者”聘书，正式成为校园法治的观察员与传播者。通过这个平台，小记者们可以走进警营、采访身边法治故事，用孩子们的第一视角记录平安校园建设，让法治教育从“被动灌输”转变为“主动参与”。

今年6月的一次走访中，我认识了一名初三女孩，她与父亲相依为命，成绩名列年级前茅。可问起课后如何复习时，她却沉默了。后来才知道，她每天对着课本“干看”，不会的题只能等到第二天到学校向老师请教。一台学习机是她不敢开口的奢望。我联合公益组织为其购置了一台学习机送到她家时，她爸爸除了连声道谢没说其他话，眼眶红了一圈。

回来的路上，同事问我：“欧阳，这算警务工作吗？”

我想了想，说：“算。因为警务的终点不是抓人，是不让人走到被抓的那一步。”

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辖区涉未成年人预警数同比下降10.5%——校园里多了主动跑来跟我说“某某最近不太对劲”的小眼睛，课堂里多了勇敢举手表达内心真实想法的孩子，社区里多了主动问我“怎么跟孩子讲法律”的家长，这才是数据背后真正的意义。

有人问我，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图什么？我说不上大道理。只是每次走进校园，看到孩子们脸上的笑容，听见那声“欧阳伯伯”，我就觉得，该做的事一件都不能落下。

法治如水，流得慢，但日复一日地渗，总能渗到根上。而我能做的，就是继续站好每一天的岗，把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一件件做踏实了。这就够了！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区分局首南派出所社区民警）（欧阳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