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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风沐雨普法路 法治光辉耀云岭
发布时间:2019年08月01日 14:32:00  来源: 云南网-云南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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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栉风沐雨普法路 法治光辉耀云岭

  “三十多年的普法教育,每一次普法的内容、对象、主体及方式都在不断改变,而经过那么多年普法的点滴积累,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过去的‘要我学法’到现在的‘我要学法’,整个社会的法治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说起普法教育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今年57岁的曹云曦深有感触。

  1985年,曹云曦通过招干考试进入昆明市五华区司法局工作。就是那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宣部、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即“一五”普法规划。由此,以五年为单位的全民普法教育一直持续到今天,从未间断。以“五年规划”的形式开展全民普法教育,这是我国法治历史上的一大创举。34年来,曹云曦换过不同岗位,但始终没有离开过普法一线,作为“一五”普法到“七五”普法的参与者和实践者,曹云曦见证了云岭大地普法全过程,也见证了三十多年来普法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从“普及法律常识”到“树立法治观念”“依法治理”理念不断深化

  1979年,云南省司法厅恢复重建,法制宣传成为司法行政工作的一项重要职能。1985年3月2日,云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2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全省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和《云南省普及法律常识规划要点》。之后,根据决议和规划要点精神,全民普法教育在云岭大地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据曹云曦回忆,当时,很多普通老百姓,甚至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的认识还处于一种模糊甚至无知的状态,因此“一五”提出的普法目标就是要通过普及法律常识,使全体公民增强法制观念,知法、守法,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而普法的对象是工人、农(牧、渔)民、知识分子、干部、学生、军人、其他劳动者和城镇居民中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普法内容主要是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九法一条例”。

  “在彝家山寨,在煤油灯下,我照本宣科,群众听了,觉得法律这东西不可思议;我读了,也是一知半解。这就是我的第一次普法。”元谋县司法局法治宣传股股长李学平说。1985年刚参加工作的他是元谋县元马区的一名普法工作队员。那时领导考虑到他是少数民族干部,就派他到凉山彝族地区(现在的元谋县凉山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背上帆布包,带上《九法一条例》读本,我和其他三名队员一起,踏上了当地四个村普法的征程。由于当时不通公路,我们只能走山路,一个村一个村地跑,每次一去就是半个多月。”回忆起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情景,李学平仍记忆犹新。

  “当时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一五’普法的全民性和普法内容的基础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二五’开始有了变化。”曹云曦说,1991年“二五”普法启动,在强调普及的同时,普法教育开始有了很强的针对性。普法对象除了“一五”提出的“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各级领导干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青少年等被列为普法教育的“重点对象”。普法的内容以《宪法》为核心,以专业法为重点,这标志着普法活动开始转向学用结合、依法治理的轨道。

  而普法的方式也从举办法制讲座和法律知识竞赛,发放普法宣传材料、出版墙报、贴写标语等单一的宣传形式,延伸到了放映普法电影、举办法制文艺演出等群众乐于接受的灵活形式。

  在此期间,李学平和同事们经常深入各村寨放电影、放录像,电影、录像放完后,就抓住群众集中的有利时机,向群众宣讲法律知识。“在当时,这是最时髦的普法手段。”李学平说。

  从“依靠行政手段”到“运用法律手段”各项工作走上法治化道路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写进我国宪法。1996年,“三五”普法启动,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普法的内容也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除继续开展宪法知识和与公民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法律知识以及与维护社会稳定有关的法律知识教育;还着重抓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的法律知识的普及。而普法的重点对象也从领导干部、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青少年扩展到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流动人员。

  现在是五华区司法局副局长的马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司法所,开始了基层一线的普法工作。“当时我们成立了以法检公司干警及高校教师为主的普法讲师团,开展普法宣讲活动。由于辖区范围比较小,这样的普法宣讲几乎可以覆盖辖区内的所有单位,可以说是精耕细作。”马俊说。学法律专业的他也是讲师团主要成员之一,那时候因为比较年轻,他的宣讲对象主要是中小学校师生,内容包括交通安全法规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让马俊记忆深刻的除了普法宣讲时的紧张,还有就是局里那辆大喇叭法制宣传车。“那时我和老曹搭档,老曹是司机,我是宣传员,每天早、中、晚三次上街巡回宣传。高音喇叭每天宣讲不同的法律法规,宣传车开到了辖区内的每一个角落。现在看来,或许有些扰民,但在那个灌输式普法的时代,却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宣传方式。”

  之后,马俊经历了“四五”“五五”“六五”普法,一直到现在。在马俊看来,从“四五”普法“努力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治化的轨道”普法目标的确立、全省中小学法制副校长的配备到“五五”普法首次将农民工纳入普法对象及“法律六进”活动的启动,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开展,标志着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到“五五”普法结束时,政府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和老百姓法律意识的提升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马俊清晰地记得,2010年正值拆迁下马村,在一次区领导接访的过程中,村民一改过去哭诉的反映问题方式,带着法律小册子来,当场就背诵宪法中有关公民财产权利保护的法律条文。“政府决策前要求法律顾问的参与,决策过程的谨慎,老百姓反映诉求从讲理到论法,这是普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马俊说。

  从“法制”到“法治”法治云南进入新时代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新目标,提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虽然仅仅一字之差,却是一个飞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重大提升。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法治建设位于新的历史起点上,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这一时期云南的‘六五’普法,也凸显了其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陈迤权说,“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双普法”工作模式的提出,是普法工作的重大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2013年,省委依法治省办、省司法厅在楚雄州大姚县开展“双普法”试点工作,之后在全省推开,使普法工作由普法主管部门一家“独唱”变成各部门各行业的“大合唱”。此外,“法治走边关”、“以案释法”等重点工作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和法治创建活动不断深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加快法治云南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2017年7月26日,省委、省政府转发了“七五”普法规划,拉开了云南“七五”普法的帷幕。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节点上,云南普法工作驶入了快车道。

  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既是价值风向标,又是关键推动力。“七五”普法期间,我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2016、2017、2018年连续三年分别组织95万、107.9万和103.8万国家工作人员参加网上在线学法考试。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考核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和述职述法述廉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真正做到用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保障社会和谐。

  从“不变”到“变”见证法治建设巨大进步

  30余年来,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而云岭大地上的普法历程也经历了“变”与“不变”。

  “从三十多年前的口对口彝语普法,到现在的‘互联网+’普法;从普法经费起初的人均几分、几角,到现在全县总人口人均1元普法经费,普法方式手段的持续升级,让我切实感受到了国家法治建设的进步,也感受到了国家法治建设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福利:社会治安好了,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提高了,幸福指数也随之提升了。”坚守普法一线30余年的李学平深有感触。

  普法的内容方式在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更是得到了大幅提升。大家不仅主动地了解法律,学习法律,还越来越多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过去,遇到矛盾和纠纷,若争执和调解不下,到法院打官司是不得已而为之,‘民告官’更是想都不敢想。如今,通过到法院打官司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已成为再平常不过的事。”昆明市官渡区法院老法官李曰福说,近几年来,各级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猛增和新类型案件的增加,就是最好的证明。

  “形式在变,观念在变,但有些东西却是三十多年普法始终坚守和承袭的。”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崇慧说。

  从1985年大学毕业开始从事法学教育至今,高崇慧在教育一线,也在普法一线。从“一五”开始,进行了多少次的普法讲座,高崇慧已记不清,但她记得,无论哪一个“五年普法”,都少不了关于宪法的宣传。“从历次五年规划中可以看出,宣传学习宪法始终是我国普法工作的重头戏。”高崇慧说,特别是2014年开始将每年的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后,对于宪法的学习宣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到2018年全国人大第五次修宪后,可以说达到了顶峰。自去年4月至今,她已进行了40多场宪法宣讲,范围覆盖了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而另外一个不变的就是我省结合边疆少数民族特点,多年坚持打造的独具云南特色的普法模式。如聘请少数民族法治辅导员、强化“双语”普法队伍建设、创建法治文艺队开展民族语言演出等。

  据陈迤权介绍,“六五”以来,我省还创造性地打造了“法治宣传边关行”“五用工作法”(用民族干部宣讲法治、用民族语言传播法治、用民族文字诠释法治、用民族节庆展示法治、用民族文化体现法治。)“法律进宗教场所”“法治宣传固边防”“宪法边疆行”等一批普法活动载体,得到了司法部、全国普法办的充分肯定。

  “全民守法和普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性基础性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一五’普法到‘七五’普法,全省普法工作走过了三十多年,群众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各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全面加强,社会治理法治化体系不断完善,法治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成绩固然喜人,但也应该看到,普法工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省司法厅厅长商小云说,新时代普法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把提高全民法治素养作为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任务,通过广泛、持久、深入的法治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切实增强法治意识,使法治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让“看得见”的法治形式内化为根植于内心的法治信仰,让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全民的自觉信念和自觉实践。(记者 郑玉明 闵以荣)

责任编辑:钱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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